毛泽东小道,反对一场战斗被免职

苟坝,这个距遵义50公里、仅有12平方公里的小山村,在1935年春天,大片油菜花激情绽放的美丽时节,因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重要会议,因雨后春夜一个提着马灯的孤独伟岸身影,使它声名鹊起,永远铭刻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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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后,重新来到这个地处黔北高原的小山村,走进这盏马灯的万丈光芒……

苟坝会议陈列馆中的毛泽东手提马灯雕像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忧患之灯

从这条“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会议/都可以省略/但这个会议万万不可/开会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个会议的意义/能够是又深又远/因为意义这个东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在马灯微弱的光照下,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7月11日-12日,重走长征路期间,在贵州遵义的苟坝村,在泉水汩汩而出的大、小龙井之间,我们看到一条田间小道,一个木头指示牌上刻着:“毛泽东小道”。

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自1933年9月23日黎川之战打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拉开战幕,在“洋教头”李德指挥下,处处失利。

“1935年,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之后,行军来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苟坝会议。我们眼前这条蜿蜒小路,就是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走过的。此行撤销了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次重大损失。有党史专家把它称为‘毛泽东小道’。”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杨秀说。

此时已是深夜,黑暗无光的村落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李德,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交通员,仅想依靠共产国际的“后台”,在中国烽烟四起的战场上纵横捭阖。反“围剿”开始,他否定了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等军事原则,提出了“短促突击”新战法,即以主力对主力的硬碰硬策略。战场是残酷的,仅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三军团就伤亡2700多名。性如烈火的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

■ 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李德再现拙劣的指挥能力,命战斗力最强的红一、三军团担任左右先锋,红八、九军团护卫两翼,红五军团殿后,保护号称“红星”与“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所有“坛坛罐罐”肩挑人扛。天上数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云贵高原的十万大山大河,此时既是阻敌屏障,又是突破的天险。连大字不识的炊事员都怀疑,这样“抬轿子”式转移,还能走多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令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将近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中国革命到了“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的生死攸关时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别墅二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连日来,毛泽东忧心如焚,在马灯下陷入长久的思虑。40万敌军逼近,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内部认识不统一,指挥效率低下,指战员装备落后,给养严重不足。这支从井冈山一路坎坷走来的革命火种,该如何突围?向哪里去,怎么去,由谁来指挥……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介绍说,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发言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真理之灯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包括: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历史的进程总在关键时刻出现戏剧性转折。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张小灵强调说。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934年9月,由于无线电台被破坏,国民党切断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没有了“尚方宝剑”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开始自主决定命运。

“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王树增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马灯!

对于长征初期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层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直到遵义会议,历史终于把毛泽东推向台前,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红军或移师北上,或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河。1935年2月25日,再战娄山关。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名不见经传的苟坝村,又一场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危机袭来。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急电,建议攻击打鼓新场。围绕“打”与“不打”问题,会议从早上争吵到夜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票,由3票变成了1票。“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说完,他一甩手走出会场。“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场有人不满。最后,民主表决撤销了毛泽东前敌总指挥一职。

娄山关,自古就是川黔交通要隘,兵家必争之地。7月11日,记者来到娄山关时,适逢下雨,烟雨蒙蒙。向上望去,东侧是悬崖绝壁,西侧是高山峻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果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子夜时分,毛泽东披衣起身,一个人提上马灯,沿着苟坝村的田间小道,向周恩来住处走去。

红军二战娄山关,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小尖山上,保存下来的战壕旁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红漆大字“遵义战役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来到周恩来住处,毛泽东要他晚一点发作战命令,再一次坦陈不能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说服周恩来后,两个人又一起去说服朱德。11日天亮后,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诸将领。苟坝之争,引起毛泽东对红军指挥体制的思考,这种看似民主的“大讨论”决策方式,怎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在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三人团”。苟坝会议,因这两项重大决定写入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史诗般的历史。

“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验证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这样总结。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连蒋介石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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