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大学到吴玉章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

“七七事变”后,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纷纷来到延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外语人才的缺乏日益凸显出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外语干部列入议事日程。

顺应解放战争形势培养建设急需干部

(《党史博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41年3月,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流合作,中央军委指示,设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不久,俄文队发展为俄文大队,下设一、二、三队。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12月,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

陕北公学创建后的1939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党中央又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春,在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华北即将全面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准备迎接全国解放急需的大批干部,经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为了加强两校合并后的领导,经党中央和华北局商定,决定由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中央委员、教育家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周恩来敏锐预言“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1942年6月,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调整为军委俄文学校。两年后,学校增设了英文科,因此不能再用俄文学校的名称,于是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翻译干部和外语师资力量,为创办正规化的外语学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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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日军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迅速越过湖南、广西,进军贵州,直逼贵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而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益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尤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想与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紧接着,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

1946年1月,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师生到达张家口市,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内成立外语系。6月,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师生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系合并成立外国语学院。1948年5月,学院迁至河北省正定县城天主教堂。同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改名为华北大学,校址仍设在正定。华北联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的外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

(图为华北大学负责人合影)

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这次重要机遇。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不久,周恩来便在8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此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我党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实需要,要成立新中国,并走上国际舞台,必须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队伍。

学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安排,将教学计划、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初步定了下来。学校的组织机构安排是: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教务长钱俊瑞;校部办事机构设有秘书室、教务处、总务处、组织科;学校下属4个部、2个学院(第一部为政治训练班性质、第二部为教育学院性质、第三部为文艺学院性质、第四部为研究部,两个学院分别为工学院和农学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华北大学校本部2000多名师生员工的生活基本安排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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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周恩来就亲自组织安排,把从南京、重庆和北平撤回的外事干部编成一支队伍,于3月9日离开延安向东进发,东渡黄河来到晋绥解放区。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叶剑英兼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马海德任顾问。下设三个处,即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中央外事组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8年8月24日下午举行开学典礼,吴玉章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为搞好这次的接待和联络工作,党中央在延安专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外事组下设四个科: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和行政科,科长分别由柯柏年、陈家康、黄华、杨作材担任,马海德是顾问,成员有徐大年、曾远辉、敦戈奇、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当中有的又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外执行部的外事工作。

1948年4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组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建中央外事学校。1948年6月,经过紧张筹备,以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师生为基础,中央外事学校成立。中央外事学校属部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从一开始,中央对学校的建设就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办成一所正规化的外语专科学校。

“华北大学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大学,它要培养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的干部,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希望,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对抗状态。但历史证明,周恩来等对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获得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随着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部队退缩到北平城内,北平成为一座孤城。12月15日,中央外事学校师生奉中央外事组指示随军北上。由于当时北平尚未解放,学校先迁到良乡县城。学校很快恢复上课,除业务学习外,还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重点开展入城纪律教育,有些学生还将参加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首先,华北大学要学些什么?主要是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其次要认清现在的时代……第三,要负担我们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支援前线……第二个任务是把旧的思想、理论、观点、政治制度改变为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政治制度。”

在这些初期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已经开始感觉到我们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建立新中国并使之走上国际舞台,必须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于是,他写信给重庆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说:“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后,外事学校搬迁到北平东郊南巷御河桥。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外事工作之急需,中央指示扩校招生。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30多名学生并入中央外事学校,改称为外国语学校,仍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到9月份,全校师生已达到1000多名,学校规模迅速扩大。

“最后,我们提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作为我们的校训。”

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亲切关照“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

澳门新葡8455,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外国语学校隶属外交部领导。1953年夏季,学校第一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学制由3年改为4年。外事专业属绝密专业,学校招生按国防军工院校标准,提前到中学选拔学生。这一届共招新生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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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从10月开始,驻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展开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从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他主要讲了当前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在他的亲自安排下,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被编成一支队伍,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委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在这支队伍当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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